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一位法国外交官眼中的真实西藏

读塞尔日·科尼格著《我聆听中国心跳》

2014-03-19 13:10:5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梁晓华

科尼格将其多年在西藏的亲身经历和他对西藏的爱写成一本纪实传记《我聆听中国心跳》,于2013年由法国著名的体育探险类图书出版社格雷钠出版。记者日前在法国翻译家安德烈·拉克鲁瓦先生的网站Tibetdoc eu上,看到他对此书的介绍。拉克鲁瓦先生写道:科尼格先生“以其亲身经历描述的西藏,不仅震撼法国读者长期形成的偏见,也引来亲‘自由西藏’人士的仇视。

 
  记者日前在法国翻译家安德烈·拉克鲁瓦先生的网站Tibetdoc.eu上,看到他对法国驻中国成都总领馆副总领事塞尔日·科尼格的纪实传记《我聆听中国心跳》一书的介绍。拉克鲁瓦先生写道:科尼格先生“以其亲身经历描述的西藏,不仅震撼法国读者长期形成的偏见,也引来亲‘自由西藏’人士的仇视:其中一些人企图破坏他在西藏建立培养的藏族年轻导游学校的计划;‘法国—西藏’协会也称其为‘可恶的中国官僚随从’和务必斩杀的‘九头恶龙’(见该书153页、203页)。”据《我聆听中国心跳》一书记录,法国亲藏独团体“这些所谓的维权人士”对其他所有介绍真实西藏的法国人都实施人身攻击,包括“没有按照他们幻觉中西藏模样”报道真实西藏的法国记者菲利普·洛绍特(法国电视2台著名记者)”。
 
  生于阿尔萨斯的法国资深登山运动员科尼格先生曾四次攀登珠穆朗玛峰,1988年,他在“世界屋脊”的攀登由法国电视2台跟踪直播。科尼格先生自2007年起任法国驻中国成都总领馆副总领事,他建立了中国四川和法国阿尔卑斯山的友好联系,并在拉萨创办了一所登山导游学校,为中国正在兴起的登山探险运动培养专业的藏族导游。该校培养的藏族年轻导游于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参与了珠穆朗玛峰的奥运圣火登顶活动。科尼格将其多年在西藏的亲身经历和他对西藏的爱写成一本纪实传记《我聆听中国心跳》,于2013年由法国著名的体育探险类图书出版社格雷钠出版。下面是安德烈·拉克鲁瓦先生摘录该书的一些段落: 
 
  “在拉萨,大昭寺周围街道上簇拥的人群就是那里宗教自由的最好例证。”(见190页)“许多法国人对遥远国度的民族与文化特性保护的关注,早已超过对他们身边许多情况糟糕得多的民族的关注。对许多人牵挂于心的对西藏民族文化遗产和特性的保护,我要远远乐观得多。”(见186页)“文化大革命曾经禁止用藏文书写,如同法国多次在对阿尔萨斯的争夺和解放过程中在当地小学校禁止使用阿尔萨斯口语(德国方言)一样……然而自1980年以来,藏语重获新生,成为当地小学和初中教育的第一教学语言。”(见192页)“理论上讲,只要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喜马拉雅边境的易货贸易中继续使用藏语,藏语就不会消亡。相反,藏文还会依赖藏文化和寺庙活动的丰富而有所发展。西藏人口50年来增长超过一倍,对青少年的义务教育已经普及,所以目前使用藏文书写和交谈的藏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见183至192页)
 
  对于藏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科尼格先生写道:“必须了解当地生活条件的艰难,才会理解当地人对来自北京的新的生活条件改善机会的由衷欢迎。农民乐于购买市场的生活必需品,如毛毯、羽绒服,甚至汉族食品以补充传统的糌粑。有些人还买了摩托车、拖拉机或者汽车。电力照明和取暖已经普及。藏人储存的肥料够他们一年两次耕作所需,在其祖辈几乎什么也种不出来的土地上一年收获两季,而他们的祖辈还得将其可怜收成的大部分上交给喇嘛庙。”(见181页) 
 
  “在西藏,几乎三分之一领土被划作自然保护区(有18个国家和地区级生态保护区),森林覆盖率已达10%。只要看看拉萨平原就清楚:与我30年前看到的几乎是天壤之别!”(见256页)“新住宅建设尊重当地建筑风格,使用天然材料,与周围环境和气候浑然天成。”(见191页)
 
  “2005年通车的格尔木到拉萨铁路不仅带来了更多的旅游者和商人,还增加了临时居住人口数量,而非像以前来了就得长期居住。交通便利也方便了藏人,他们可以自由地前往中国其他地区。”(见141页)“我曾经多次遇到在拉萨定居的汉族人,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在西藏找到工作。”(见197页)“几年来我一直计划在神秘的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为藏人开办一所学校,我现在终于找到了合作伙伴。”
 
  塞尔日·科尼格先生在其纪实传记《我聆听中国心跳》一书中还收入了他2008年5月9日的日记:“中国奥运火炬的火种昨天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在用登山绳连接的一组登山运动员中,除去汉族人,北京还特意选拔了少数民族运动员参加,包括回族、土家族,尤其是藏族……中国以此向世界展示其民族团结的形象。然而,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却受到起哄捣乱,尤其是在巴黎。我见到不少中国人为此愤怒,尽管中国人动怒十分罕见。在拉萨还发生了骚乱。被疏散到成都的外国人提供的情况与西方媒体的报道存在很大差距。于是我静心号脉,侧耳倾听。”(见47页)
 
  善于倾听的科尼格于是发现,西方对西藏报道“大多引用达兰萨拉和西方那些从未踏足西藏的藏学家……”(154页)西方媒体为了对西藏进行歪曲报道,甚至不惜肆意编造。科尼格先生写道:“有时,编造虚假信息的做法简直耸人听闻:有西方旅游者向一名藏人要求,在布达拉宫前打起横幅并供其拍摄。横幅上用希伯来语写着‘自由西藏’的字样。这些坏蛋回到国内再播放这些图像。有关旅游公司甚至为此关闭。那些愚蠢透顶和不负责任者绝不可能通过捍卫所谓人权得到矫治。”(见154页)而西方通讯社对于这些歪曲报道的来源通常装作不知道。因为只要像科尼格一样“倾听”,就不难发现,“渗透到西藏的援藏组织向藏人提供每天100元人民币(相当于10欧元)的资助,鼓动藏人参与殴打汉族人的行动。”(见201页)
 
  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科尼格先生亲身经历发现,“那些救援者从不问废墟中的遇难者是藏族、羌族还是汉族。”人们不难回想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风暴灾区那次美国官方组织的极其糟糕的救援,因为受害者大都是黑人。人们很自然会问,人权对于不同国家是否有不同的含义。科尼格先生的回答是,“鉴于各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体系,各国有各自不同的优先考虑,对人权的理解、解释和应用自然应该千差万别”(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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