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9月21日 星期四


西藏从政记(续)

2013-05-14 16:39:45   来源:《中国西藏》2000年04期   作者:陈锡璋(遗作)

沈宗濂建议改进中央与西藏的关系。沈宗濂到拉萨后,目睹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暧昧不明,是一严重问题。

  沈宗濂建议改进中央与西藏的关系

  沈宗濂到拉萨后,目睹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关系暧昧不明,是一严重问题。他认为:自1929年恢复关系以来,中央对西藏迄无明确的方针政策,仅仅有一个驻藏办事处驻在拉萨,西藏有一个驻京代表处驻在南京,至多只能说是走了恢复关系的第一步,时间过了十三四年,现在一方面应当积极准备,相机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改进关系;另一方面,应向英国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涉,解决两国间的悬案,然后对西藏进行工作才有轨道可循。
 
  沈宗濂认为,欲进行协商和交涉,应先整顿内部,最关重要的是西康一省。西康 所处地位及历史关系,对西藏最为密切,影响亦最大。现在西康到西藏邮路不通,寄封信都须通过印度,别的事更谈不到。中央应该彻底整顿西康,更换大员,并选拔人才,充实机构,对西藏方能有所作为。沈宗濂本着上述意见,直接致电蒋介石提出建议,侧重在更换西康省主席一点。蒋介石交戴传贤和陈布雷两人出面回沈宗濂一电,大意是主张维持现状,不宜多事更张。电文中有“以无事为大事,无功为大功”之语,沈见后大为愤慨。到抗战胜利,沈宗濂还希望中央对西藏问题将有所举动,因为这是解决国内外问题的机会,但他不敢再行建议。后来听他说,宋子文到伦敦时,曾向英方提出西藏问题,英方以目前国际重大问题急待解决者甚多,无暇顾及此事,轻轻一句,就给挡回来了。

  陪同西藏代表赴京参加国大会议

  沈宗濂感觉西藏事情棘手,希望早日脱身。他自到拉萨以来,每于公私函电中, 都说他有心脏病,血压高、失眠、晕眩等症,不宜久居高寒地带,预作遇机离藏。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沈宗濂见时机已到,极力活动,劝导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向中央庆祝胜利,并参加国大会议。西藏地方政府自十三世达赖以来,一方面拉着中央,一方面拉着英国,自己坐在墙头,看风驶舵。十三世达赖临终遗言:务须与中央维持相当关系。以后的西藏方面承受衣钵,皆以此项骑墙主义作为大政方针。西藏亟思了解中央情况以及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对沈宗濂的活动,原则上表示赞同。英印方面,对西藏派遣代表赴中央庆贺胜利,并无异议,但希望不沾染政治意味。结果,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两名代表,一为僧官札萨土丹桑培,一为俗官札萨凯墨·索朗旺堆。土丹桑培是拉萨电报局长,粗通英文,是僧官之维新人物,凯墨是盐茶局局长,能说汉话,熟悉内地情形。佛公,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是倾向中央的,他的长子是塔尔寺的一位活佛, 称为“达采仁波切”。次子嘉洛顿珠,是一俗人。按照西藏成例,达赖家中俗人,应有一名得封公爵,位列噶伦之上,但无实权,然公爵也可任噶伦。在十四世达赖家庭的男子俗人中,嘉洛顿珠为封公爵的当然人选,时年方十五六岁。沈宗濂与佛公商妥,派嘉洛顿珠去南京求学。于是佛公派其女婿黄国桢陪嘉洛顿珠先期秘密赴印,在那里等候沈宗濂到后同行。沈宗濂将诸事布置就绪,发电中央说明西藏决定派两名大员前往中央庆贺抗战胜利,参加国大会议,由他陪同照料。复电批准。沈宗濂于1946年元旦,由拉萨启程赴印。一个多月后,西藏代表土丹桑培和凯墨到达印度与沈宗濂会合,登上飞机。这时西藏代表才知嘉洛顿珠也是乘客之一,同往南京。嘉洛顿珠与西藏代表从印度同飞南京后,消息传到拉萨,西藏政界从达札和噶伦等对沈宗濂的活动均感惊奇。英国人则认为这是沈宗濂的政治胜利,以后更应密切注意。

  邦达饶嘎事件

  邦达饶嘎,西康江卡人,是西藏卓木总管邦达养培(简称邦达昌)的二弟,养培 的机关设在卓木,他本人常住噶伦堡,一面为地方政府办理通商事务,一面自己经商。邦达饶嘎藏文有相当程度,因在拉萨失意,避居印度噶伦堡从事写作,与养培各自为谋。蒙藏委员会聘他为联络员。1946年,沈宗濂与西藏代表飞往南京之后,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听到风声,说印度警察局将对邦达饶嘎有所不利,就带信提醒他注意,让他将所写文稿,凡与印度或西藏有关者,存放于秘密处或送存总领事馆,或由该馆置于外交文袋中,寄往南京蒙藏委员会,以免发生意外。饶嘎行动迟缓,噶伦堡警察局突然往他家中检查,初无所得。据说:饶嘎曾将所写藏文稿件托噶伦堡开照像馆的李之扬代为保存,警察局检查无获时,李之扬将该项文件一小箱送还饶嘎,后又被噶伦堡警察局搜去。文稿中有为西藏农民叫苦,主张平均地权的文章,还有印着苏联国旗的其他印刷品。英印得到稿件,拍成照片,送给西藏噶厦。英印警察当局对邦达饶嘎并未作任何处置,让他自动离印,前往南京。西藏噶厦愚味无知,以为英印送来的材料关系重大,给邦达饶嘎加上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罪名,说他是宣传共产主义,企图颠覆西藏政府。这是英国人对沈宗濂陪同西藏代表并带嘉洛顿珠进京,心怀嫉恨, 借此挑拨离间。

  佛公逝世之谜

  1946年,佛公突然病故,我和李国霖前往吊唁,佛母说:“忽然得了急病,医治 无效而亡。我们当时均感觉惊异。后来佛公的女婿黄国桢以及家人等,提起佛公病况,也都和佛母的回答一样,好象是“讳莫如深”。佛公50余岁,身体壮健,很少病痛。他倾心中央,怀念热振,不满达札,心直口快,藏语也说不好,又不善交际,也无政治眼光和手腕,对于一班当权贵族,很少联系,耳目不灵,陷于孤立。深中达札摄政之忌。那时13岁的十四世达赖对父亲素不满意,听说他回家时,常有骑在佛公身上殴打之事,这当然是受了他左右的影响。达赖的首席经师就是达札摄政,首席侍读是赤江活佛,出入必从的贴身服侍是基巧堪布,这个小圈子的人沆瀣一气,使幼年达赖思想上受到极大的影响。佛公死后,传说佛公偶有小疾,摄政达札的大管家送来一剂汤药,他服后就死了。因他家守口如瓶,无法印证。而佛母处在恶势力之下,为保持达赖和全家的安全,是否忍痛在心,留作后图,一时无人能够断定。但是从前因后果,蛛丝马迹地细想起来,这一传说亦关重要。

上一篇:阐化王给德吉康萨娃的执照
下一篇:毛泽东:外国有人只同情奴隶主

|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