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稳边兴藏方略的新概括新发展

2013-11-04 08:11:29   来源：西藏日报   作者：牛治富 向龙飞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显明地提出了治国、治边、稳藏三个相互联结的范畴，意义重大。应该说，治国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历代中央政府和统治者都清楚和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新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治边，虽是古老话题，但是在新的世纪显明地将它与治国联系在一起，进而将它与稳藏联系在一起，则赋予了这两个古老概念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内涵。这就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将国家治理整体与边疆地区发展的关系与问题显明地摆在全国全党面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如果没有边疆地区的小康和发展，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和发展，就不能算全面，更不能说建成。特别是将稳藏联系在一起，则有着更为深厚的意蕴。这样三个范畴有机联结，从理论和现实上将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侧面清楚地概括出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内容，为这个伟大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抓手。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历代中央政府在长期治国治边实践中，包括对西藏的治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记录和宝贵的论断启迪。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加以概括。总的来看，从元代开始，各代的治藏方略各有千秋。元朝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它对西藏的治理，是恩威并施，政归一元。明朝在吸收元朝统治西藏经验的基础上，采取的是多封众建，贡市与利。清朝总体上说，是重臣驻藏，厘定章法。实际上，清朝中央政府的治藏有一个过程。清初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策略，利用和硕特蒙古，扶植格鲁派维护西藏的统一。清中后期在打败外敌入侵的同时， 于1792年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等诸多方面为西藏的发展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1840年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煽动蛊惑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小撮分裂分子在川康藏边界一带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其目的是分裂中国，图谋西藏独立。清中央政府及驻川、藏官员看到“藏事岌岌可危”，先后有不少官员提出了固川保藏，经营川边，筹建行省，包括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措施，后被概括为“治藏必先安康”的结论性认识。民国中央政府，在内外忧患的形势下，先后提出五族共和、稳定边疆的策略，基本上保证了西藏未从中国分裂出去。历代中央政府的这些治藏策略，从更高更宽广的层次和角度上概括，就是羁縻互用，刚柔并济，尊崇佛法，因俗而治。应该指出，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限制，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保证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但也存在着民族不平等、民族歧视等诸多不足。

 

　　习近平同志的论断，是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还有创新。从句式上看，有显明的表达类似。然而，更多的是发展。继承体现在句式上，创新更多表现在发展上。这主要表现在，“边”的内涵不再是中国境内省、区边界问题折射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川藏边界争端，而是21世纪国际全球化背景下小到西藏大到整个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边疆安全发展问题。与此相关联，“藏”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简单的一个西藏问题，而是中国境内五省藏区的发展、稳定、繁荣的问题；不仅是国家安全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整体发展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开启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始了新中国治理发展西藏的新征程。

 

　　新中国的治藏方略启始于毛泽东同志，他当年响亮地提出经营西藏的历史任务，提出了慎重稳进的策略，要求西藏工委在西藏考虑一切问题都要注意民族、宗教这两个因素。在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西藏先后平息了上层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叛乱，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实行了民主改革，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开辟新时期的同时，对西藏工作给予了更大的关注，特别是针对西方一些人挑拨藏汉民族关系、鼓动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分裂主张，他鲜明地提出，判断西藏工作的好坏，不在于西藏有多少汉人，关键是看怎么样能使西藏各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走在全国四个现代化的前列。这一判断标准的提出，点亮了西藏各族人民心中的明灯，照耀着西藏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前行。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纷繁局面，先后召开了第三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铿锵有力地提出两个绝不能：绝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绝不能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提出了“四个事关论”的论断，即：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事关国家形象和国际斗争。为此，先后提出了跨越式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举措。

 

　　胡锦涛同志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主政西藏，在党中央领导下，提出了一系列治藏稳藏兴藏的理论、方针、政策。2010年又主持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矛盾、同分裂势力斗争的方针，作出了明确判断，先后提出了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牢牢把握主动权的要求，提出了“新四个事关论”：西藏工作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事关中华民族长远生存发展，事关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事关我国国家形象和国际环境；提出了“两个屏障论”，即把西藏建成国家安全屏障、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以及六个“重要地”，即除了以上两个屏障外，要把西藏建成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提出西藏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

 

　　值得一提的还有，江泽民同志1991年视察四川省甘孜州时，升华清末的认识，提出“稳藏必先安康”。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1993年视察同一地区时又提出“安康必先通康”。

 

　　从以上这一脉络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治藏、兴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治边、治国、治藏的思想战略是一脉相承而又有新高度和新认识，都是随着不同时期西藏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有所侧重，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战略思想，除了以上的继承和发展外，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新特点，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光辉。

 

　　（一） 这三个相互联结的新范畴，是中华文化简洁、明了、生动、凝炼的具体体现。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华语言文化有着许多特点，比如词汇丰富、适应性强等。习近平同志“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些特点。如上所述，不仅在句型上继承了清末以来“治藏必先安康”的概括句型，字面上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有新的发展，由原来的六个字变为十个字，更重要的是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边”不再指国内省际边界，而是指国家的边界、边疆、边陲；“藏”主要指西藏，也包括全国甘、青、川、滇四省藏区；“稳”的内涵则更为丰富，除了安全稳定、边疆稳定，也包括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也就是中央要求的长期稳定、持续稳定、全面稳定，以及自治区党委提出的稳中求进、稳中求快、稳中求优的发展要求。这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人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底蕴和高超的语言概括能力以及推陈出新的创新能力，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二）这三个相互联结的新范畴，进一步凸显了西藏在全国现代化建设和国际战略全局中的地位，赋予了西藏各族人民新的历史任务。习近平同志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必先稳藏中的“必”与“先”字，值得我们认真领会。

 

　　必先稳藏，说明西藏的战略地位和加快西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关于战略地位，中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已作了论述，可以说是西藏的客观地位；除此之外，也反映了西藏的客观基础，即在中国全面小康及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后进、欠发达地位，因此，要先于其他省区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这个“先”，有先行、先试，优先投资、加快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包含西藏各族人民要优先承担建设的责任，保证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得到落实，也有先于其他更多奉献的要求。

 

　　（三）习近平同志的新论断是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新发展和活的应用。地缘政治学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战略决策有相当的影响。

 

　　地缘政治学于1897年初步提出，到20世纪，先后提出了生存空间论、枢纽地带论——欧亚大陆中心论、世界岛、心脏地带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斯又相应地提出边缘地带学说。他认为，控制边缘地带是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而控制欧亚大陆又是控制世界的关键。

 

　　应该说，各种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虽然都是以地理环境作为基础，依据重点各不相同，过去多从历史、政治、军事方面考虑，而后来对经济、社会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视。不论过去、现在，地缘政治的现实操作，往往都是以边疆、边界为突破口。边疆、边界就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西藏地处南亚与中亚的结合地带，是19世纪、20世纪地缘政治学说所谓心脏地带的一部分；从边缘论来说，又是典型的边缘地带。从中亚经阿富汗到印度被称为亚洲大陆桥。英俄100年前争夺西藏，双方都有地缘政治战略考虑。英国人发动1888年、1904年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即通过控制西藏，一来作为保护其在印度殖民地的第一个安全圈，二来可以以此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并与东部沿海势力范围遥相呼应，三是阻止俄国人南下印度洋。而俄国人100年前进驻中亚，包括前苏联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阿富汗战争，都有通过阿富汗这个大陆桥到达印度洋寻找出海口的战略企图。时间过了100年，西藏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大了。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视角上看，西藏作为中国的西部边陲，发展相对滞后，交通也落后，又有十四世达赖集团在外捣乱，因此就成为西方遏制中国的重要突破口。这就是西方为什么不顾国际外交关系准则，不遗余力支持西藏流窜在外分裂集团的根本原因。从战略资源的角度上说，西藏是中国战略资源的接续地，也是中国水资源的发源地，被称为中华水塔，也是生态屏障。因此，西藏的存亡、发展直接间接地关乎中华民族的长远生存。从国内建设和发展上来说，按照现代国家发展的均质化理论，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不是全面的，内陆与边疆不是同步的，那它从本质上说就不能视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说，习近平同志“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论断，是新时期地缘政治学说的新发展，也是对国际政治理论灵活运用的典范。治边先稳藏，反映了冷战结束后，西藏靠近中亚这个当今时代地缘政治中心，而且也临近当今世界能源中心，处在这个中心边缘的现实。

 

　　（四） 习近平同志的新论断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智慧光辉。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这三个联结的新范畴，是唯物辩证法的活范例。首先，“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表达排列，一个“先”字体现了时间顺序，也体现了三者发展中的权重。如前所述既反映了客观基础，又反映了现实重点，是唯物主义矛盾辩证法关于抓住主要矛盾辩证思维要求的典型反映。其次，从空间上说，是由大到小、由内及边、由边及点；从认识论上反映的是由宏观到微观的递进认识过程；从辩证逻辑范畴的角度上说，是典型的由抽象（国家、边疆）到具体（西藏）；是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轻重缓急关系的典型反映。短短两句话，十个字，反映了治国、治边与稳藏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实质上就是它们之间的普遍联系——中国国家治理、边疆稳定、西藏发展本来存在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所以说，习近平同志的论断，是对治国理政、稳边兴藏规律高度凝炼的揭示。

 

 

　　习近平同志这三个有机联系的新范畴，落脚点在稳藏上，可以说，为我区各族人民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这就是稳藏、建藏、兴藏。今天我们学习这一论断，就要深刻理解稳藏的丰富内涵。

 

　　稳藏，从字面上看第一位是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坚决贯彻长期稳定、持续稳定、全面稳定的要求，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稳藏，就要联“边”，边界、边疆、边防，切实执行“两边一线”维稳方针和任务。

 

　　稳藏，就要求我们把习近平同志论断的学习与俞正声同志提出的“依法治藏，长期建藏”的指示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其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可以说，依法治藏，长期建藏，既是“治边必先稳藏”的补充，又给我们提供了实现稳定的方向和具体路径。

 

　　稳藏，就必须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这是我们的精神食粮、精神支柱。

 

　　稳藏，就必须始终坚持慎重稳进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稳藏，就必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动摇。我们相信，在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的新西藏一定会耸立在世界屋脊之上。（作者分别为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