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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格隆面前，我们心里装着太多深感神秘和困惑的问题，精神包袱不堪承受。 藏医与宗教有着怎样的关系？ “它们都属于藏民族的传统文化。藏医以特殊的诊断方法和藏药为手段治病救人，念经、祈祷等宗教仪轨只是心理作用和精神疗法。病人献哈达，付点钱，带点糌粑，把头低下来与藏医的头碰一下，是表达希望把病治好的心愿。仅仅碰下头、摸个顶，是治不好病的，但病人高兴。而从精神作用上来讲，又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 佛教和苯教，只不过二者的名义与形式不同罢了，都是针对人的精神的。“作为信仰，它们是平等的，但形式和教义完全不同”。麦格隆打了个形象的比方：“雅鲁藏布江、拉萨河与狮泉河的水，都是一样的，都能解口渴、浇灌植物。水是一回事，河的名称不同而已。” 苯教对阿里的藏医有过哪些影响？ 苯教的典籍中，有专门论述藏医和天文历算的著作。身为苯教活佛，麦格隆举行宗教仪式的某些具体细节与佛教有些区别，念经的内容却大部分与佛教相同。他说：“有的病人请别的民间藏医或喇嘛，他们就按佛教的仪轨进行。但治病时我和其他藏医都是一致的，走的同一条路，都得按照《四部医典》的要求去做。包括强巴赤烈和措如?次郎这两位自治区藏医院德高望重的藏医大师，我们都根据藏医的传统去做，只不过我比他们的水平差些。” 藏医的学问就像海洋那样又深又广，麦格隆认为它的历史已经长达数千年，仅仅一部《四部医典》要真正全都实践的话，就相当不容易。“我们所利用和掌握的不过百分之十到三十，要是用到百分之五十的话就很可观了。如今的藏医理论，依然没有超过《四部医典》。要完全理解和实践它，必须大力普及文化，用心钻研。” 我和藏医院的领导大致推算了一下，要是从民主改革算起，至今麦格隆已经给大约20多万人看过病。病人中有藏族、蒙古族、汉族、回族等等，还有些外国人。“‘文化革命’时代，不准许我行医，但常有老百姓夜里偷偷跑来找我看病。后来政策放宽了，我就定下规矩，看病不收取任何东西。群众很看得起我，老给我送糌粑，还喜欢在装糌粑的口袋里悄悄放上钱。这也是他们的心意吧。可我从来没想过要从病人那里得到些什么，而是要不辜负他们的信任，为他们解除痛苦！”群众给的钱，他自己没有花过一分，全都用在藏医院和善事上了。讲到这里，老人抬起头来，突然像个孩子似的笑了，说自己吃过群众的不少糌粑。  在修行洞为我们加持祈祷。
1997年11月，麦格隆应邀去瑞士。他从自治区藏药厂买了价值1万多元的藏药，免费送给国外藏胞和藏医学会的会员，对老外也只收一点成本。本来英国也邀请他前去访问，但因时间紧张而未能成行。除了这次远渡重洋，半个世纪前他还去过印度和尼泊尔朝圣。国内各地，老人最远去过一次北京。而阿里札达县的古格王国遗址他却从未去过，尽管老人家对被岁月尘封的古格历史和象雄文明颇有研究。 办冈底斯藏医学校，麦格隆认为符合邓小平理论的要求。学校的招生，要求很特殊，就是只招收孤儿，或者生活困难的农牧民子女。老人说：“虽然这些孩子的学习基础差些，但这样培养出来之后，于国于民于己都会有利！”日常事务繁多，他一年也只能去学校一两次。每次去，他都要送给每个孩子一条哈达、10元钱。对于那些志愿在学校教书、做事的瑞士人，老人评价说：“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令人敬佩。” 相处熟悉了，老人便欣然带我上楼参观经堂和药房。经堂墙壁上挂满唐卡画像，既有释迦牟尼佛祖和宗喀巴大师的，也有藏族医圣老宇妥的。还有12幅表现苯教历史的唐卡，讲的是苯教祖师的生平事迹及其徒弟的故事。 麦格隆像平时一样坐到经堂宝座上演示做法事敲羊皮鼓，让我拍照。每天晚上，他都在这个宝座上打坐。靠墙的木架上全是经书、古籍和法器，以及20多本国家级、自治区级、地区级的各种荣誉证书。除了1988年和1994年两次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麦格隆还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但5年时间里，他没有去北京出席过一次会议。如果每年在阿里和北京之间往返一趟，对老人来说身体确实吃不消。 经堂里的典籍，并非老人的全部藏书。要是把“老家”古如江寺和藏医院里的都算上，至少有1.5万册。听说“文化革命”以前更多，后来被毁掉不少，其中有些是从印度买回来的珍品。在所有的经书和古籍中，有300多部是藏医专著。经堂对面的药房里，3个高高大大的木箱装满藏药，有150多种。阿里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藏药材的分布并不广泛，数量也有限。藏医院加工炮制名贵藏药的时候，麦格隆和几位老藏医都要念经加持。每次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念45天。念的经叫《八根千叶经》，内容与藏传佛教的一样，但仪轨则按照苯教的传统进行。 今年这次加工，麦格隆又捐出纯金100克、白银两斤、现金1万元。那些纯金，是瑞士朋友送给他的。为给藏医院购买经书、藏医典籍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他又花了两万多元。他还准备拿5万元，再跟地区财政申请5万元，添置医疗设备。 时光如梭，转眼间3天时间一晃而过，马上就要与麦格隆告别。狮泉河镇街道两旁稀疏的树木，在秋风中不断飘下落叶。二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但狮泉河畔有大片大片一人多高的红柳树。地区首府建在这里以后，人口越来越多，那些生长了不知多少年的红柳林被砍伐，被推土机连根掘起，最终不见踪迹。在日渐繁华的狮泉河镇，我找遍整个小城才在一个单位的大院里看到最后的三四棵红柳，它们倔强而孤独地站立在风中。如今当地恶劣的气候，应该说与那些红柳林的消失直接相关。这两年，政府又投资在红柳林曾经生长过的荒滩上引水种柳。人们终于醒悟，认识到红柳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要等到新的绿洲庇护，还得待以时日。 离开阿里的那些年，狮泉河镇的红柳，当然还有麦格隆，时常会一并浮现在我的脑海！时间越久，那些形象便愈加深刻。 2006年：在古如江寺 2006年9月9日，我们离开札达县城，在白云飘逸、蓝得令人窒息的天幕之下，我们边走边摄影，放纵与土林和荒原亲密接触的欲望，把当天的后半截路程抛到脑后。等我们赶到219国道上的巴尔兵站，已是傍晚8点钟。虽说现在阿里每天将近10点钟天才黑，但前面还有60多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噶尔县门士乡。况且，正在拓宽改造的公路极其难行。雨季洪水肆掠的后果尚存，因为修路而不得不改走无以计数的所谓便道…… 我们一次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掉转车头，在崎岖不平的荒野重新寻找向前的道路，并且要时时提防陷入泥泞或洪水之中。 到达门士乡政府，已是夜里11点钟。 第二天上午，乡里派3个月前刚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分配来的藏族姑娘达娃卓玛带我们去古如江寺。考虑她与麦格隆的老家都在那曲，讲的话同属于一种方言，乡里便让她作我们的翻译。这个姑娘比较谦虚，反复说自己对古老的象雄文明和高深的藏医学缺乏了解，恐怕翻译的水平不够。门士离古如江寺只有13公里，沿途地势较为平坦，水草丰美，属于富饶的河谷农牧业地带。眼下，大片金黄的青稞已经熟透，有说有笑的农民忙着在收割、打捆、装运……丰收的田野，充盈着祥和与生机。一条青灰色的大河翻腾着浪花，朝西南方向流去。藏民称它朗钦藏布，是象泉河的上游。除了朝拜的信徒和求医的藏民，外地游客很少到这里来。 苯教徒都坚信，坐落于琼隆宗嘎山上的古如江寺作为苯教大师修行地至少已有两三千年历史。最早的修行者强巴郎嘎，虽算不上苯教史上的最大活佛，却相当有影响。山腰处的修行洞，被称为雍仲仁钦察布（神圣山洞）。70年前，一位大活佛在修行洞的基础上建成古如江寺。寺院的主体建筑包括四五座殿堂，供奉着金、银、铜和石、泥质地的苯教祖师塑像，当然也少不了塔、法器、唐卡和经书。最珍贵的古籍，当推《苯教大藏经》，还有苯教始祖的遗训及后人对其的注释。作为雍仲仁钦修行洞的创始人，强巴郎嘎大师在信徒们心中不仅是象雄国的王子，还是大智者辛绕?米沃且的转世。信徒们认为他在人间活了3000年，成就12件功业，信徒如云，终于完成传播苯教的大任。而且，他的小弟弟就是藏民无比尊崇的莲花生大师。那时的象雄，苯教盛行，至吐蕃时期更成为王室、国政的辅佐者，作用深且广。直到如今，在藏族民众的生活中，苯教遗风仍然依稀可见。 |
去阿里拜见麦格隆
2013-09-17 10:43:22 来源：《中国西藏》2009年第六期 作者：文/李晓林
在阿里，有一位当今苯教中地位最高的大活佛，一位名扬整个藏区的藏医大师，他就是丹增旺扎。阿里的大人小孩和僧俗人等都尊称他叫“麦格隆”，意思是德高望重的活佛、受过比丘戒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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