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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帝师 雪域圣僧

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

2013-08-23 09:36:25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丹增

八思巴(1235-1280年),原名玛迪·都斡咱,作为13世纪中叶的藏族杰出人物,八思巴为促进多民族国家实现统一以及加强汉、蒙古、藏等民族的宗教、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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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朝觐忽必烈。资料图片

  八思巴(1235-1280年),原名玛迪·都斡咱,“八思巴”是人们对他的尊称,藏语意为“圣者”或“无上之人”。八思巴出身于西藏萨迦派世家,既是西藏地方最高的政治领袖——萨迦法王,又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国师”,并总管汉、蒙古、西藏地区的佛教事务。作为13世纪中叶的藏族杰出人物,八思巴为促进多民族国家实现统一以及加强汉、蒙古、藏等民族的宗教、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八思巴的历史评价往往局限于宗教方面,元朝历代帝王对八思巴的崇敬和敬仰,也更多是从藏传佛教帝师的角度,而忽略了他在社会实践上的积极贡献。

  促进国家统一,西藏归属于祖国

  1206年,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建立了强大的蒙古汗国。此后,成吉思汗先后灭了西夏、金国,并征服中亚和欧洲东北部地区,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及中国北部地区的蒙古大帝国。

  那么,这时期的西藏地方政权又是处在什么状况呢?公元7世纪初唐时,正是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但是到了公元842年的唐中叶,吐蕃赞普朗达魔王被刺杀,西藏的统一政权开始瓦解,西藏逐步陷入长期的政治分裂和各部落间的军事混战中。各部落的王公贵族、诸寨酋帅们为各自的家族利益,“迭相雄长,不存王臣之分”,互相斗争。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百年之久,直至蒙古勃兴时仍未间歇。同时,由于佛教的广泛传布和深入人心,各教派也纷纷各树旗帜,自成一体。世俗利益结合神权斗争所导致的混乱局面成为这一时期西藏历史的主要内容,西藏人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就在这关键时刻,蒙古铁骑深入到西部地区,打破了西藏、蒙古间长期阻隔的状况。当时,摆在西藏贵族及教派领袖面前有两条路:其一,如果继续搞内部斗争而不去抵抗蒙古势力,那么各个相互割据的弱小力量势必在蒙古铁骑之下全部灭亡;其二,如果向蒙古统治者求和,就要表示臣服,献上贡赋,以避免战争的摧残。

  正当西藏地方的贵族和各教派领袖间争论不休、举旗不定之时,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萨班)离开西藏,赶赴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阔端亲王(阔端为蒙古汗王窝阔台的皇子)。阔端受命征讨和管理西北及甘肃青海一带,召请萨班是奉旨行事。萨班赴凉州,表明西藏各教派确立了在成吉思汗时代归顺和加入蒙古联盟的基本态度。但是,西藏归属于祖国统一体及汉、蒙古、藏地区间联系的加强还得从八思巴继任萨迦法王之后说起。

  八思巴幼年时就聪明颖悟,博学无厌。据《元史释志传》记载,八思巴7岁就能“诵经数十万言,能沟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另据《帝师殿碑》记载,八思巴“长而学富五明,故又称班弥怛(即班第达,译意为博学者)”。据王磐的《八思巴行状》记载,他“过目成诵……辩博纵横,犹不自足,复遍咨名宿,钩玄索隐,尽通三藏”。因八思巴知识渊博、生活阅历丰富以及通晓“诸蕃”语言,他后来还创制了蒙古新字。

  1251年,萨班圆寂。作为萨班事业的继承者,第五世萨迦法王八思巴奉教驰驿去谒见忽必烈于“潜邸”。

  其实,八思巴与蒙古王廷的联系并非始于这一年。早在萨班赴凉州前,八思巴就奉萨班之命与他的弟弟及随从来到阔端的帐下。八思巴知识渊博、善于谈论,很快便得到了阔端的赏识和重视。八思巴在汉地与蒙古贵族的接触中,增进了对汉蒙地区的了解。他日益感到归服于蒙古对于增强汉蒙藏的联系、维护各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具有重大意义。

  1251年八思巴与忽必烈的谒见,应该说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性会见。据《元史释老传》记载:“世祖与语大悦,日见亲礼。”据王磐的《八思巴行状》载:“世祖龙德渊潜,师知真命有归,驰驿径诣王府。世祖……特加尊礼。”另据《续藏史鉴》记载,八思巴“奉召入京,金银玉帛,锦绮珍宝,莫不优赐有加”。这些记载都透露出这次会见在政治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正因为这次的会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近代藏族艺术家在后藏日喀则班禅“德庆颇章“(即极乐宫)绘有八思巴朝觐忽必烈的巨幅壁画,以此作为汉、蒙古、藏各族“混同一体“的历史纪念。

  八思巴对西藏归附于元做了大量工作。为加强与元朝的联系,他先后3次前往大都(北京)朝见忽必烈,商议处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宜。由于八思巴的不懈努力,元王朝对西藏地方实行了有效管理,汉藏的统一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由此之故,忽必烈即位之后,封八思巴为“大元国师”,并赐予他“宣文”、“辅治”、“至德”、“佑国”等封号,以表彰八思巴对西藏统一于元的功绩。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又把西藏腹地的13万户划归给八思巴作为领地,封他为“大宝法王”,使他拥有掌管西藏全境的政教之权。忽必烈还特设总制院以管理西藏及蒙汉地区的佛教,其“设官分职”则“领之于帝师”。凡总制院的属官,八思巴可以直接推举,再由元王朝颁发印信、宣敕和金银牌符作为凭信。这些都反映出八思巴对促进西藏地方归附于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八思巴从大都回到西藏,并于次年召集康藏的名僧大德和世俗人士1万多人,在后藏的弥仁摩寺举行了大法会。八思巴讲演佛法,向西藏的广大僧俗及上层贵族宣扬了西藏地方归附于元朝,以及汉、蒙古、藏各族和睦相处的必要性,并在会上严厉指斥了地方分裂分子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这次法会的规模为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其表明八思巴在西藏地区所拥有的巨大号召力。此次以后,汉、蒙古、藏之间的民族隔阂大为减少,各族之间的团结得到增强,西藏地方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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