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黄颢研究员与藏学研究

2013-06-13 13:40:27   来源:《中国西藏》2005年第二期   作者:文/张云

黄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是我国知名的藏族史专家,毕生从事藏族历史研究,为我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编者按:著名藏学家黄颢先生2004年5月18日因病辞世,闻此噩耗,许多学人扼腕不已。与这个消息几乎同来的,是先生家人捎来的先生的亲口叮嘱: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一切从简。这样,许多学人没能见上先生最后一面,而先生病中探过病的,忆起先生的豁达安命、朴质热心,也每每唏嘘不已。张云博士这里所记述的,正是整个学界的感受;他所表达的哀思,也是大家的心意。本刊能荣幸地刊发此文,正是学界对黄颢先生的这份不能忘却的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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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颢研究员去世的消息是从朋友那里获得的,我无法相信,也难以接受!因为此前不久我刚去医院看望过他,他精神很好,关切地和我谈生活,谈工作,谈藏族历史研究,还设想着康复后的工作日程安排。他的突然去世无疑是藏学界的一大损失,就我个人而言,也失去了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和朋友。
 
  黄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1955年,接受其外公、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指点,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学习藏语文,1959年毕业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在改名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黄先生是我国知名的藏族史专家,毕生从事藏族历史研究,为我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仅就我个人管见所及,谈谈黄颢先生在藏学研究中的部分成就,与读者共享,并纪念这位勤恳朴实的学者。
 
  黄颢先生在藏学研究领域的建树,我个人体会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藏族历史研究。黄颢先生研究藏族历史是从藏语文入手的,他十分重视原始典籍的发掘和运用,因此,许多成果都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早期主要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集体项目《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的编撰工作,他本人负责吐蕃和史前藏族历史部分。这本书在80年代代表了当时西藏历史研究的水平。他还协助牙含章先生修改其《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班禅喇嘛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两部专著。黄先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有50余篇,内容涉及西藏政治史(黄颢、杨诚《略述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5月24日;《元朝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史实》,《中国西藏》1990年第1期)、藏族社会史(《论吐蕃奴隶制及其演变》,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西藏经济史(《元初对西藏人口等的普查及其经济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藏族文化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汉藏文化交流》,《藏族研究文集》第3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8月;《唐代汉地医学对藏族医学的影响》,《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吐蕃文化述略》和《论宋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化》,分别刊载于《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和第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1993年11月)、藏族宗教史(《活佛转世》,与蔡志纯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9月;《北京法海寺藏族助缘僧人考》,《拉萨藏学讨论会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等)、高原民族史(《夏尔巴人族源试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与周伟洲先生合著《白兰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2期;《藏文史书中的弭药》,《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和西藏当代史(与刘洪记合著《西藏五十年--历史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5月)等等。其中,政治史,特别是西藏与内地关系史,以及西藏宗教文化史的研究占有突出的位置。他对吐蕃文化与内地文化关系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学术前沿水平。他对元朝在西藏人口普查的经济意义的研究,对夏尔巴人源流的研究等,都是从藏文文献的翻译和广泛应用入手(前者翻译利用《汉藏史集》等资料,后者利用《夏尔巴人世系史》),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结论,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他与蔡志纯先生合著的《活佛转世》一书,则比较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活佛的由来、转世的过程、程序、方式,活佛在寺庙中接受教育、日常生活、地位等级、世系传承、权力执掌,以及接受中央政府赐封等问题,此外还对活佛转世的纷争、圆寂活佛的丧葬仪轨等作了交代,有助于读者了解藏传佛教神秘的活佛转世问题。
 
  通过对吐蕃历史的研究,他认为,昌都卡若遗址发掘出的新、旧石器时代的众多文物表明,藏族的先民不仅与汉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周边青海、新疆的少数民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藏民族文化深受内地汉族文化影响。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赤德祖赞通婚以来,西藏与内地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文成公主入藏时,唐太宗以释迦牟尼像、经书、经典360卷作为嫁妆,同时还赠送了大批丝绸、农作物种子、宝器。此外,文成公主还带去了能治疗400多种疾病的医方100多种、四部医学论著和各种医疗器械。从唐朝引进的酿酒、碾磨、纸墨等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促进了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内,供奉有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的觉卧佛像。唐朝开元年间,西藏也曾将一座象征“幸福之源”的“度母像”送到长安,安放在广化寺。这些都是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最后,他得出结论:藏族文化历史悠久,其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中华文化母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同它的历史割裂开,孤立地存在,愈是悠久的、灿烂的文化,吸收其它民族文化的能力越突出。
 
  其次是黄先生在藏文历史文献翻译上的贡献。黄颢先生翻译巴卧·祖拉陈瓦所著《贤者喜宴》(一作《智者喜宴》,节译文分别刊载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1987年)和班钦索南查巴所著《新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是研究藏族历史的学者广泛使用的资料。他还翻译了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的《青海史》(《西北民族译丛》1983年,第3辑)、嘉木样谢贝多吉著《嘉木样谢贝多吉年表--藏族政教史大事记》(载《藏文史料译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7月印)和《夏尔巴人世系史》(内部资料)等。黄颢先生的翻译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就是对原文丰富和大量的注释,这在《贤者喜宴》和《新红史》的翻译中得以完整的体现。他的注释不是对别人论述或者大家熟悉资料的简单摘录,而完全是查询并翻译使用大量的藏文原始资料,后者也往往是大家不很熟悉,甚至陌生的资料,对于文献所遇到的专有名词和疑难名字,也能旁征博引,加以说明,这样就大大方便了利用者,让人进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不言而喻,黄先生花费了多少心血并非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例如,刊载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也是译文第一部分注释第19条(该刊第44-45页),就征引了藏文史书《法王松赞干布遗训》(chos rgyal srong btsan sgam po ma ni bkav vbum)、《苯教史嘉言宝库》(legs bshad rin po chevi gter mdsod)、《雅隆觉卧佛教史》(yar lung jo bovi chos vbyung)、《红史》(deb ther dmar po)、《雍仲苯教史》(gyung drung bon gyi bstan pavi dkar chag)、《五部遗教》(bkav thang sde lnga)、《拉达克王系》(la dwags rgyal rabs)等藏文原典,这些资料多数至今依然没有汉译本。不仅如此,黄颢先生的许多注释事实上已经是用心思考、并富有创见的短论,体现出他深厚的学术功力。如在译注《新红史》中,他对苯教的起源问题(该书第140-141页)、囊日松赞时期吐蕃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第144-147页)、藏文的起源问题(第149-152页)等,都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的事例在他译注的《贤者喜宴》和《新红史》两书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说它们是研究性的译注更为合适。
 
  第三,北京地区藏族文物的研究。黄先生所著《在北京的藏族文物》(1993年8月民族出版社出版),通过十多年的实地调查,收集了北京地区大量的文物碑刻资料,并结合藏文文献记载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考证。通过这些文物资料,可以为人们解决藏族文化与内地文化、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也为北京地方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正如黄先生所说的那样,北京地区有关藏族历史的文物古迹,像一面面历史的镜子,为我们再现历史上藏族与内地的密切关系,藏族与其他各族的友好团结及藏族文化艺术对首都建筑的影响提供了活生生的实物资料。它也给我们藏学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即如何通过对这些文物资料的探讨,更加拓宽藏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从而把中国的藏学研究引向深入。
 
  第四,参加辞书编写,普及藏学知识。黄先生参加了诸如《藏汉大辞典》(张东荪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分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辞典》、《辞海》、《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辞典》、《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辞典》、《中国少数民族风俗大辞典》、《中国敦煌学辞典》、《佛学小辞典》、《中国西藏风土志》、《佛学大辞典》(任继愈主编)等十余部辞书的编写工作,主要负责藏族部分,在许多辞书中担任副主编。他还策划了三卷本《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并任执行副主编),该书获得第13届“中国图书奖”(2002年)。与人合编《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西藏百题问答》(合著)等,为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知识的普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第五,作为专家和顾问参与国家涉及西藏事务的重大活动。黄先生作为专家参与了十世班禅转世、起草文件等重要活动,为国家处理好西藏宗教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还协助国务院新闻办组织出国举办西藏文化周工作,提供绝大部分图片、审定说明及其英译文。
 
  我和黄颢先生有17年的交情,他两度帮我审阅学位论文(1988年硕士论文,1993年博士论文),一度(1992年)为我传授古藏文知识,是于我有恩德的老师;后来我们和其他先生一起合作编辑《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一起为北京电视台《走进喜马拉雅》担任历史顾问。在和黄先生十余年的交往中,让我感受至深的有三点:其一,他的政治责任心和使命感。他研究藏学事业,时刻没有忘记作为学者的责任,并在学术和社会实践中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稳定发展服务。其二,他治学认真,勤于思考。我们从黄先生的译注和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到,他从来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认真翻阅大量资料来印证一个论点,从来不马虎草率。其三,关心后学,待人真诚,平易朴实。他对我在学术上的鼓励和帮助自不待言,我周围很多学者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他的关怀和指导。我也经常看见他热心地帮助熟悉和不熟悉的年轻人解决学术,乃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没有架子,待人谦虚平和,是一位朴素真诚的学者。
 
  黄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中国藏学事业所建立的业绩将永世长存,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张云,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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