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我的大学

2013-04-12 10:50:24   来源:《中国西藏》2011年第五期   作者:文·图/央珍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圣地。我的圣地有两处。一处是养育我的拉萨,她是我的生命和家园。还有一处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她教给我知识,更教给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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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国庆央珍(后左二)和同学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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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留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圣地。我的圣地有两处。一处是养育我的拉萨,她是我的生命和家园。还有一处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她教给我知识,更教给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从此不再人云亦云,不会随波逐流。

  我出生在拉萨,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拉萨读完的。小学在拉萨实验小学,老师大部分是军人的家属,教学方法简单、粗暴,只是一味地朗读和灌输。课堂上教的东西枯燥、乏味,我对上课没有兴趣,学习成绩总不理想。

  1976年,我上了中学,当时叫拉萨二中(现在叫一中),离拉萨河很近,校园环境变了,疏朗、开阔,有成排的古柳站立在那里。最重要的是老师变了,基本上变成了清一色的中青年人,称为“湖南援藏教师队”。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衣裤,带着浓浓的湘音,个个朝气蓬勃,工作敬业,学问扎实。他们的课堂生动有趣。他们循循善诱。我觉得自己突然开了窍,第一次品尝到知识的乐趣。可以说,是他们把我拉进了知识的大门,我的学习成绩一路提高,到高中文理分科时,我已是文科班第一名。

  1981年我参加高考,考试一结束,学校就让我们填报志愿。我报了川大等一些重点院校。可是班主任要求我报北大中文系,他说我的文科功课好,又在报刊上发表过作文,是特长生,绝对能录取。我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我觉得北大离我遥不可及。此前,我从没听说过哪个藏族学生考入北大,也不知道校园里的哪位汉族同学上了北大。几天后,班主任告诉我,他把我的志愿改成了北大。我吓坏了,坚决要求改回来。老师根本不听,向我保证绝对能考上。他还把一个姓罗的汉族同学的志愿也改成了北大,结果那同学的父母到学校坚决改了回去,那是一对中学教员。一个多月后,我果然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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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一起。

  我至今记得,那天我的班主任在我家楼下,把自行车扔到石板地上,发出金属与石头相互碰撞的刺耳声,他大声喊叫着向上挥舞一片白纸的情景。

  那年8月底,我离开拉萨,坐上西藏教委特派的大客车,前往北京。车上大部分是去中央民院读书的学生。当时,青藏公路在铺沥青,车子只能走便道,我们一路走走停停。到达柳园休息几天,又改乘火车。到北京时,路上走了十来天。那是18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坐火车。我切实感到了他乡的遥远。

  走出熙熙攘攘、闹闹哄哄的北京火车站,越过背着包裹晃动的背影,淡灰色的天空下,满目都是灰色的水泥楼房。行人和汽车,宛如风中漂浮的纸屑和尘埃,在庞杂的大街上不断移动。这一切,和我小时候从歌曲里听来的“金色的北京”完全不一样,也和充满色彩而宁静的拉萨不同。一种沉重的陌生感油然而生。我想,自己四年的读书生活,从此会像眼前这庞杂的灰色大地,走不到尽头。

  没想到,进了北大西校门,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古木青翠的绿色校园,飞檐斗拱的宫殿式建筑,巍峨古老的石头华表,碧波荡漾的未名湖,还有湖边垂柳下看书或笑声爽朗的学子,以及在校园上空到处鸣飞的喜鹊和燕子。我看见了色彩,闻到了草木的清香,感受到了燕园的诗情画意。

  在考入北大之前,我在班里功课第一,读过一些中外古今小说,发表过一点作文,内心有点自负。可到了北大,尤其是当时最引以骄傲的中文系,班里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的文科状元或尖子生,他们都阅读过大量的书籍,英语也很好。我这才清醒了,知道自己和他们的距离,于是除了和他们一起听课,便是发奋地补习英语和阅读。

  那时,整个中文系藏族学生只有我一个。班主任像对其他任何同学一视同仁,对我既不关照,也不问更多的问题。我们同学之间也是如此。而和北大不同的是,别的院校的学生或校外的人,当知道我是藏族时,常常会用猎奇的眼光上下打量,然后摇头说我“不像藏族”,和电影“农奴”中的人不一样。接着就会问许多让我哭笑不得的古怪问题,仿佛我来自另一个星球,人们对那里基本上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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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名售书。

  看来北大还是北大,它的东西方兼容并包的传统,它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它的自由和开通的风气,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书籍和学生,使它能够理解不同的文明,懂得文化的多样,不以文化和民族的多元与丰富为怪。

  今天,我已想不起那些众多具体的课程,能想起的是背着书包和毛巾套里的饭盒,一路叮叮当当,在宽敞辽阔的校园里,不断奔走在教室、图书馆和宿舍间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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