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尼边境地区的藏族文化共性：开展研究与保护的必要性

　　巴萨卡•柯伊拉腊

　　在众多与“继承和保护西藏文化”这个主题相关的议题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被很多学者所忽视，就是对中尼边境藏族文化的高度关联性的系统阐述及其“同源性”。虽然我们早就需要一个研究中国和尼泊尔有着共同藏族文化传承的结构性方法，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有关解释这个问题的参考文献。目前的研究始终无法做到全面，它仅仅通过说明并大概借助以下几位学者所做过的研究来考察问题：例如艾米海勒，她对尼泊尔西北部多尔普内萨尔寺庙的“隐藏图书馆”做过相关研究，在那里藏有600多卷11至16世纪间的藏语手稿，展现了远古时期西藏的艺术财富。赫利普利兹波兹，他研究过有关尼泊尔东北部昆布地区夏尔巴人的舞蹈节，在他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梳理出尼泊尔和中国有着共同的藏族文化传统。弗朗茨卡尔尔哈德对西藏佛教和喜马拉雅山做过大量研究，从其丰富的文字叙述中我们能够将藏族文化的很多方面与加德满都山谷的标志性庙宇联系在一起。

　　想要了解究竟藏族文化在跨越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之后传承了多远，我们并不需要登上喜马拉雅山，也不需要走进多尔普或是昆布地区。我们完全可以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个标志性地标斯瓦杨布纳特寺开启我们的探索之旅。根据史料记载，这座著名的佛教寺庙由尼泊尔早期的国王唔萨德瓦于公元五世纪初所创建。在这座寺庙当中，有一个被称做巴噶举寺院的地方，里面有一块真人大小的石头，上面刻有尼瓦尔语和藏语的铭文，而前者正是尼泊尔土著语。该铭文“描述了斯瓦杨布纳特寺庙佛塔自1751到1758年为期8年的修复过程。”（尔哈德55页）弗朗茨卡尔尔哈德这篇文章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文中提到一个名叫 雷钦泽旺诺布(1698-1755)的人，他是西藏东部康巴地区宁玛派学校的一位教师。早在1728年，他就在加德满都另外一座佛塔从事修复工作，并且都伴有开光仪式。几年后，也就是1751年，斯瓦杨布纳特寺庙的修复工作也开始了，并于1757年结束。他凭借自己娴熟的传统技艺修复了寺庙，进而保护了加德满都山谷地带的两座著名庙宇。历史说明有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一是对文化遗产的识别，另外是对遗产进行保护的能力和意愿。

　　藏族文化对加德满都山谷其他地方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但这些地区较为分散，而且目前还没有严谨且系统性的研究来进行相关确认，但在很多情况下，开展必要工作来保护中国和尼泊尔这种文化同源性的需求都十分迫切。例如，在一个坐落于加德满都山谷最东边的帕瑙提的小镇上有座印德斯瓦拉马哈迪瓦寺庙，最初于1294年由一个当地的公主修建。从那之后，许多国王、贵族甚至平民都为这座庙进行捐助。1382年，一位叫札亚斯木哈喇嘛瓦尔德哈那的贵族为这座庙宇捐赠了3个肖像，其中一个便是圣救度母像。美术史学家玛丽谢菲尔德思路瑟说：“据推测该肖像出自bhota 或bhonta，尼瓦尔语表示西藏的意思。”但遗憾的是，最初的圣救度母像据说是用粘土制作的，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早期的保护工作也许避免了原版肖像和其他类似作品的毁坏，让我们有机会更好地了解藏族文化渊源，包括它来自哪、它有着怎样的美学历程。此外，根据这些，我们还能够更为详细地描述藏族文化遗产究竟如何将尼泊尔和中国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继承和保护藏族文化对尼泊尔了解其自身历史的方方面面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历史就珍藏在不同的庙宇和佛塔之中。对于博拿佛塔这个加德满都山谷最具代表性的庙宇在前面已经提及过。著名欧洲作家沃德尔曾在100年前评论说博拿佛塔“是尼泊尔喇嘛教徒朝拜的主要地点。它独特的美在于其拥有力量能够给予所有祈祷者以富贵、家庭和其他一切所希望得到的东西”（95页, 尔哈德）。在沃德尔参观博拿佛塔期间， 他得到一本小册子用于“指引朝圣者前往博拿佛塔。”在里面他发现了这样的文字：“mChod rten chen po bya rungkhashorgyi lo rgyus thos pas grol ba”(伟大的贾戎喀学尔佛塔（藏语）, 在这里聆听将带来解脱) 。据弗朗茨卡尔尔哈德研究，这段独特的文字“在推断博拿佛塔的起源和发展时仍旧是重要的藏族文化依据”（96页）。他指出，包括尼泊尔语资料在内的所有其他材料都不足以信赖，因为那些很可能在几个世纪的辗转历程中经历了多次复制（96页）。

　　最近十年间，人们在在尼泊尔西北部一个叫做多尔普的偏远地区有一个重大发现。艾米海勒表示，藏学家和美术史学家近年来广泛研究了在多尔普比谢村的内萨尔寺里发现的大量古代藏语彩图。她认为“在塔波寺的古代图书馆中藏有有60卷38000页的藏语手稿，但仅有3卷是彩图；而在内萨尔寺，共有642卷手稿，每卷约500至600页，因此共合320000多页手稿，而彩图有150卷（14页， 海勒），这些发现让我们有机会去了解这样一座修建于尼泊尔高海拔地区的庙宇究竟怎样将藏族城市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