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扎西达娃—寻找“民族魂”

　　扎西达娃是在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的“寻根热潮”中涌现出来的藏族作家。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西风”铺天盖地而来，体用之争、洋古之辩、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民族立场与世界化的矛盾等诸多问题再次升温，刺激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神经。中国文学80年代的“寻根文学”热潮，正是这一具有强烈情感情绪色彩的民族化思潮的一种形式。在论及寻根文学的动因时，王文英说，“中国文学急于要同世界对话。为了与世界对话，中国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另一个则是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和启发。拉美文学被世界文学重视，在60年代轰动世界，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的小说《百年孤独》，给予我国当代小说家的震撼是明显而强烈的。”的确，就“寻根文学”自身而言，其兴起固然与广义的政治文化相关，但并非民族文化自我发展的自觉。它更多地是作家群落自身对他者荣耀的艳羡和艳羡之后的比照与惊起。当然，这一巨大的外来刺激必然也确实引动了作家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反思。但文学家的反思在纵深上无法达到文化反思这一宏大命题所要求的深度与广度。中国知识阶层理性反思的滞后和文学探索的先动，使“先锋”的“寻根文学”创作在理性暂缺的状态下，以激昂的情绪和饱满的热情挥旗前行。应该说，寻根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写下了亮丽的一笔的。它至少在情感层面完成了宏观的民族文化反思与重建的必要前奏。但是，现代文学经验的缺乏和知识储备的相对不足，使国门乍开时期的中国作家有一种面对世界的眩晕感，结果，本为“寻根”的探索，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比葫芦画瓢”，“寻根”成了“画根”，成了对他人之“根”的“仿制”。正如王文英所言，“某些寻根作品中透露出的文化信息，竟然与外国的某些作品更相似、更类同些，如对拉美文学的模仿……使人觉得这些年轻的作家的笔力还不能达到真正的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核处。”

　　中国主流文学如此，那么，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藏族作家文学呢？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共存趋势，使文化的民族性成为一个有待重新检验的存在。民族化的独特性固然是民族文化生存延续发展的基础，但世界性、共同性的或缺则不惟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向现代化迈进的障碍，也会反过来进一步窒息民族文化的生存。因此，民族化并非一个静态的存在，也不是静态整理的结果，它是在对外来文化、对全球化既对抗又迎合的双向运动中取得的一个鉴定过程，一个世界(他者文化)认定、民族文化自我认可的过程。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藏族文化也是如此。

　　也许，当藏传佛教以最大的可能浸润滋养藏文化的时候，藏文化今日面向世界的馗尬就已注定了。一个是来世语言，一个是现世话语，这一天壤之别困扰了每一个欲走向世界的藏族作家。藏族文学究竟该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民族文化精神？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民族化的追求和走向世界的强烈愿望之间的矛盾，是藏族作家难解的情结悖论。无论如何，这一问题是大了些，尤其是对初登文坛的扎西达娃来说。事实上，这一问题也决非一个藏族作家可以单独解决的。作家视野中“民族性”的模糊未定，影响了民族文学写作的深度和力度；作家思想情感的“路上”状态，决定了其笔下人物“人在旅途”的性格特征。扎西达娃及其作品相当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

　　稍有不同的是，拉美和西藏在神秘上的相似仿佛给了藏族作家更大的信心，对拉美魔幻风格的比照因而几乎被很多人视为走向世界文学走向世界大奖的捷径一些评论者也似乎被这一“相仿”所“幻”，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了“花环”，大把大把地往藏族作家头上戴。“寻根”的真正使命倒似乎被忘却了。今日重读扎西达娃，再反观其时评论的高调，我似会发现，那些近乎吹捧的文章，不但没有客观评价扎西达娃的创作，而且将扎西达娃真正的功绩漠视了。时代语言的大规模复制，使人过分注意了他与拉美作家的“相似”，而他对藏民族文化之“魂”的执着追寻，他对“模仿”的强烈反抗，他对“荒诞”的抗拒，却鲜有人论及。

　　本文正欲弥补这一不足。

　　我们不妨仍从扎西达娃的作品文本人手。

　　以其成名作《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以下简称《魂》)为例。其中男主人公“塔贝”的形象似显单薄飘忽，却又透出一种别样的厚重。塔贝来的突兀，去的也无实在的根据。没有一块实实在在的土地、田园、村庄和庭院属于他或者让他属于。他漂泊，却不是浮萍；他寻找，却不是朝圣。现实身份、关系的淡化，使“塔贝”的形象在根本上成为一个象征，一个追寻者的象征，一个追寻藏族理想国一香巴拉者的象征。象征弱化了人物的社会现实因素，也使他的所经之地淡化为一个朦胧模糊却又意义显彰的背景符号。荒原的枯燥单调艰辛，城镇的喧嚣躁动，莲花生掌纹地带的神秘，在扎西达娃笔下都成了意象派的绘画。

　　女人“琼”腰间的皮绳结更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每天打一个结的行为决非原始的记数法，而是有其独特的含义的。当我们以现代技术理性之眼注视其原始和荒诞之时，“皮绳结”真正的意义便被遮蔽了。和很多男性作家相仿，扎西达娃笔下的女人也和“欲望”连在了一起，成为“原欲”的表征和载体。于是，便有了女人受诱惑的老而又老的情节。在城镇里，在喧嚣与躁动中，女人动了心，想留下来过真正幸福的生活，不想再陪塔贝去找那个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找到的香巴拉。女人甚至真的留了下来，塔贝也甚至真的厌倦了琼。于是，塔贝一个人向前走，一直走到“喀隆雪山”，走到传说中的莲花生掌纹地带，迷失在时间隧道里，消融在神秘的巨大永恒之中。塔贝似乎找到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找到。当塔贝将奥运会的电波当作神的声音时，扎西达娃似乎是想营造一种荒诞感，然而，他又矛盾重重，难以在情感以至理智探处接受这一结局。作者终于跳将出来，自己走人笔下人物的世界中，站在莲花生的掌纹里，牵着匆匆赶来的琼，继续寻找香巴拉的旅程。而琼原是被“小说中的小说”的“作者”安排滞留在甲村的，“她”对“作者旨意”的“造反”，不惟是巨大的生活现实与作家文本创作的矛盾，更反映了作家扎西达娃自身的分裂与冲突。一个扎西达娃受着现代理性的熏陶，自觉地学习世界文学的新成果，当他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派为摹本，反观并表现具有神秘色彩的西藏时，很容易发现其中的“荒诞”。另一个扎西达娃则沐浴着藏传佛教的神秘，又时时觉察到这一简单比照的差强人意，感觉到藏文化的巨大高远、不可捉摸神秘莫测。信仰，决非“荒诞”所能消解的。琼腰间的皮绳结也并非是用原始的方法在记录毫无意义的日子。它不是电子表所能代替的，尽管后者在记时方面更精确。皮绳结不是科学。它是别的，是扎西达娃不敢不能不会轻易否定的东西，是扎西达娃在小说文本中正欲营造“荒诞感”时突然从心灵探处涌出的庄严而又神圣的东西。

　　诚然，作者和人物不是等同的。但，文学作品作为作家的精神自传，又使人物和作者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扎西达娃有意无意间将自己内心的矛盾传染给了其笔下的塔贝、次巴、贝拉们，并将其永远悬置在追寻“民族性”的路上。《泛音》中，次巴、旦郎对“民族音乐魂”的追寻是又一个典型。次巴不以为穿着藏装、唱着藏曲到处访问演出的“民乐团”代表着真正的藏民族音乐，而是别的无形的存在，是他正要寻找的。在熙熙攘攘的闹市里，次巴被一康巴老艺人的胡琴声迷住了，恍惚中，他以为听到了“先祖的声音”，一种远古的却又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喊。它在胡琴声之内又在胡琴声之外，现代化的录音设备是录不到它的。疯狂的次巴最终加入了老艺人所在的流浪部落，谛听真正的原声的民族音乐去了，“去寻找那个声音发出的源头”，“能找到吗？谁也不知道。”然而，“它”究竟是什么？次巴没说，后来赶到的旦郎也说不清楚。

　　旦郎在营地里，在“先祖声音”的召唤中，漆黑的眼前出现了一堆白骨，那上面有许多黑麻麻的东西，起先他以为是自己用铅笔写成的音符，当那堆白骨推在他眼前时，他才看清那上面全是些他无法理解的神秘的符号。这个时候，他的全部身心忽然感到自己如同一位度诚的教徒，在神明面前接受一个伟大深奥的教义，不由得双腿一软，跪例在地。

　　在《泛音》的结尾，扎西达娃再次以信仰的神圣和宗教的神秘抗拒了他事仿而来的表现荒诞感的艺术冲动，从而显示出藏民族文化的根深蒂固。这种以信仰的神圣抗拒荒诞的文尾处理一再出现在扎西达娃的作品中，成为独特的“扎西达娃式尾声”。在《西藏隐秘岁月》中，文本故事结尾，当现代的医学博士次仁吉姆正欲揭示其祖祖辈辈的供奉仪式的荒诞之时，“枯骨”又发出了神秘的声音。我想，扎西达娃并非单纯在制造一种魔幻，他确确实实被一个远远大于他的存在所震撼所压倒，尤其是在表现民族性时一再撞上民族宗教的时候。

　　然而，无论如何，创作主体对民族性认识的模糊是要消弱其文学探索的深度和力度的。综观其一系列作品，扎西达娃似乎是无可奈何地将人物留在了“路上”，焦躁不安，又执着迷狂。“路上人”的迷茫和探索成了扎西达娃文学关注表现的重心，而丰满复杂原生态的生活现实本身却被不恰当地忽视了。在他的小说文本中，生活被压缩成了了了几笔的平面图画和符号，如《魂》中的“甲村”，人物也往往被简化成了某种观念的载体，如塔贝、琼等。文学艺术的不深入、不生动、不感人由此而生。

　　这种对生活与人之原生态的忽视也表现在扎西达娃的代表作《西藏隐秘岁月》中。小说文本中，西藏1910一1985年间的历史被作者缩微至几近与世隔绝的“廓康”，用46页的篇幅予以表现。这一“切片式”的手法固然灵巧，却也客观上使小说内容的贫瘩难以避免。历史变成了插图，人物变成了剪影。风云变幻的西藏现代史也几乎成为一出皮影戏。

　　我这里并非否定这种表现方式。事实上，我们现在正以西方文学为标准衡量尚未标准化的当今藏族文学。我们正在以进口来的“人性”概念要求藏文学对复杂的藏族人人性的发掘。当我们稍稍偏离这一标准，以多元化的视点观察之，就会发现：这种不自觉的寓言化、象征化的美学倾向很可能正是长期的佛经寓言故事传统熏染的结果；荒诞与庄严、现象与精神、癫狂与智慧的鸿沟，也似乎只有佛教的大智慧—无分别的“般若”才能超越。也许，扎西达娃不经意间已触及了藏文学独具的特征。

　　二、《尘埃落定》：沉人历史后的“视角”问题

　　文学是发展的。1998年阿来《尘埃落定》的成功跃上畅销书榜是藏族作家文学自扎西达娃以来的新发展。

　　和扎西达娃不同，阿来没有安排人物刻意寻找一种民族性，而是将其置入民族历史生活事件之中，近焦地再现马尔康一带四土地区在中国现代史中的风云变幻、尘埃满天。人物、故事被某种程度地还原了，由平面的隐约的“剪影”“皮影戏”还原为一出生动形象的历史剧。其内容厚度以及文学生动性都明显增加了。麦其土司、汪波土司、土司儿子、黄初民、门巴喇嘛、济嘎活佛、翁波意西、土司太太等人物形象也趋于丰满。就文学性而言，《尘》无疑是当今藏族作家文学(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最高峰。还原了的民族历史和人物性格，凸现的是真正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风格。

　　智和愚在常规里是径渭分明的。阿来将一个傻子写成大智者自有其佛教文化的背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傻与智的消解正是藏文学的某种根本特征。翁波意西没有舌头的诉说，傻子二少爷的疯言痴语，都有着非凡的穿透力。他们是《尘》中最有份量的存在，预言了土司的未来，昭示着藏人精神的归宿。

　　称颂祝福的话，我们还可以说很多。

　　然而，当我们注意到阿来是把那增加的厚度和纷繁复杂的历史全部纳入一个“傻子”的叙述视角时，问题便出现了。间题不在愚与智的佛学转换，而是现代文学的美学操作与传统全知全能视角叙事之间冲突。

　　通观世界文学，自伍尔芙以降，意识流技巧、有限视角的叙事已融入现代文学的血液之中，几乎成为现代文学描摹探索人物内心世界的共同美学原则。乔伊斯、福克纳的经典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多重视角融合”的叙事结构技巧典范化的标志。有趣的是，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也有一个傻子视角，我们不妨拿来一比。

　　在创作之初，福克纳有意以痴呆儿班吉的视角为整部小说的视角的。从艺术陌生化的理论来看，这一痴呆叙事视角的探索也颇具冒险精神。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福克纳渐渐发觉痴呆视角的不足和一贯到底的不可能。班吉视角的叙事固然感人至深，但却无法涵盖其自身小我之外更多的东西。不管是家庭事件还是相关的整个美国南方社会的历史变迁，都远远超出了傻子班吉的理解视野。要立体地“再现”、“反映”那段历史，必须引入另外的视角，如现在成熟的《喧哗与骚动》文本所展示的那样。昆丁(哲思)、杰生(功利、疯狂)、迪尔西(仁慈、平淡)叙事视角的加入融合，弥补了班吉视野的不足，保证了事件的总体性完整性，也充分展示了历史现实中人的丰富性。

　　如果我们以福克纳们所确立的叙事美学为标准，再反观阿来的《尘》，就会发现其间的差距。也许在某一点上，我们的比较是不成立的。比如，《尘》中的傻子少爷虽常露呆相，却有着常人所无的大智慧，有着对历史对现实的非凡洞察力，有着超常的政抬头脑和宗教体验。我们当然可以以多元化的立论来坚持藏文学超越愚智的独特性和寓言性叙事的美学传统，然而，一旦我们有走向世界的念头，一旦我们有走出去拿大奖的冲动，这一比较和比较后的差距就会摆在眼前。单一视角的、全能视角的叙事传统的操练，使我们的很多作家习惯于“独白”故事的讲述，而疏于“化身千万亿”的体验和想象，鲜有分身搏奕、纵横裨阂的文学创造能力。

　　就马尔康四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变迁来说，有诸多的历史参与者见证者。仅就《尘》文本故事而言，本教的济嘎活佛、格鲁派的翁波意西、麦其土司、奴隶索郎泽郎、土司的汉人太太、国民政府的黄初民、红色藏人等等，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反映在其眼中的事件、历史也会不同，自然，其情感态度、价值取向也会有异。而这种历史复杂的原生态决非“傻子少爷”所能把握的。以傻子一人的单一视角通领全部文本故事，既偏离世界文学发展所积淀的美学经验，又在技术操作层面阻碍了文学表现的纵深。也许藏族作家有其难言的苦衷。但文学是文学而不是别的，特别是虚构性文学，更有其无孔不入的便宜。莫里森们的获奖并非因其发现了什么政治的华美约言，而是因其发现了人，特殊历史背景下特殊的人。和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相比，《尘》走出了皮影戏的平面；但与福克纳、莫里森们相比，《尘》又显得扁平了。翁波意西本有许多话可“说”，红色藏人也该有许多东西可“写”，但由于“傻子”的“独白”，二者最终成为干瘪的历史趋势、宗教倾向的符号，人的生动性复杂性大大削减了。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事实上，回归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本身，才是藏族作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途。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在人性上相沟通。只有在“人”字上下功夫，才能在展示人、展现历史的同时，表现出真正的民族性。由扎西达娃到阿来，藏族作家文学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

　　到扎西达娃和阿来，藏族文学开始真正形成气候，藏族作家开始表现出其独特的文化视野，他们不再简单地以西人的“眼”，或者以东边汉家人的“眼”，外在地展现、描绘雪域高原的神奇。藏文学独特的“法眼”开始练就。“他”既内又外，内省着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传统，外观着异质文化的渗透影响，在民族文化的至深处烛照着民族精神的家园。

　　瑞典文学院给怀特的颁奖辞，也许对我们的藏族作家不无启迪。

　　“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尽管有其独特的一面，但是，不容否认，它们同时体现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某些特征，这主要表现在未用了澳大利亚的社会背景、自然历史和生活方式。同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怀特并不象他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同行那样，只把目光盯在澳大利亚特有的事物上。虽然他的小说大多以澳大利亚为背景，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写人，写那些超越地区和民族界线、其面临的问题和生活环境年极不相同的人。即使在其最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史诗《人类之树》中，尽管自然和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他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与其说是以其典型或不典型的移民生涯，不如说是以其独特的个性而获然纸上。”

　　由扎西达娃到阿来，藏族作家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扎西达娃执于“民族性”一念，忽视了藏民族生活历史中人的丰富性，但他毕竟以民族文化的熏染抗拒了对外来技巧的简单模仿。阿来的创作，尤其是《尘埃落定》，已开始沉入生活、沉入历史现实中的藏人心灵本身，应该说，在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上，阿来已接通了世界文学的通则。但在文学技巧上，则显得不足。因此，藏民族文学走向成熟、走向世界、走向世界文学大奖的路径仍在于此：内容上继续关注人之为人的根本，思考民族的文化历史命运；形式上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学技巧手法，融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特征；从而创作出真正民族的又是世界的高品质的文学作品。

　　藏文学的雪莲终将盛开。